我这一辈子
——一个老公安的自述
左连友
一、美丽的家乡马鬃岭我的老家在纳雍县马鬃岭镇的陇卧寨。站在寨子里望去，前边是吴王大坪箐口，左边是斗箐浪风台，右边是沙家大箐小丫口，背靠着的便是海拔米的鸡场大岩头——马鬃岭。
高高的马鬃岭，就像天马行空，独来此地，用厚厚的鬃毛化作屏障。夏天一片青灰，冬天一色雪白，挡住了天上的云，堵塞了地上的路。陇卧还有一个古名叫归中。这儿的官寨里面有口大塘，月亮出来时，照在沙家大箐左边的一堵岩上，岩中间长着一棵桫椤树。岩石反射的月光映照在大塘里，所以称这堵岩叫“月亮岩”。传说每当月亮出来的时候，就有犀牛来塘里洗澡，采食桫椤树叶，拜望月亮。因而有这样一首歌:大田大南是纳雍，犀牛望月是归中，有田无水汪家坝，有水无田打角冲。
实际上，归中具体指的是月亮岩脚。这里不仅有山有水有塘有河，而且有树有草有鸟有兽，很多很多，万物归来其中，因而得名归中。归中对人们是慷慨的，它有一个很大的杉木箐水库，引出两道水，一道输到纳雍，供全城居民饮用;另一道流到杓窝田坝岩上后，形成两道百米高的瀑布。春夏秋冬，岩上都有各种各样的花开放，特别是杜鹃花开的季节，来这里欣赏，只见一朵红云，拽出两条银色的飘带，让人疑似九天仙女下凡尘。曾经有人写过一幅对联:岩吊水，水吊岩，岩中出水;艳山红，红艳山，山里透红。山水如画卷，人在景中行，这就是我美丽的家乡——马鬃岭。
年纳雍解放了,劳苦大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政治上当家作主,经济上彻底翻身.勤劳勇敢的马骔岭人民,摆脱压迫,摆脱了剥削，自给自足一步一步地富裕起来，衣食住行全面巨变。现在草房、土房天点灯风扫地的房子已经绝迹。交通过去是羊肠小道、泥烂路，一切都是人背马驼；现在是公路乡乡通，村村通，四面八方通，而且是柏油公路。出门就坐汽车，坐上火车、坐上飞机，年冬，我去毕节进干校，走路要三天半即住龙场区，维新区，毕节的朱昌区，三个晚上的店子，第四天才到达毕节等于走了三天半。现在坐车只要一个半两个小时。文化方面，过去是小学生少，识字的少，文盲多，现在办学普及中学生、中专生、硕士生、博士生、留学生越来越多。仅我的家上辈九个只有一个识字。我的这辈只有一个亲堂弟和我读过书，下一辈就有大学生十余名。还有一个孩子在国外经商发展得很好。
真是：
昔日此地一片荒，一年辛苦半年粮；
喜看今日此地景，衣食住行进小康；
今日此地盛繁昌，建地人间化日忙；
煤矿百余微波站，遍地乌金是宝藏。
二、童年的生活
冬月，我出生在马鬃岭下的陇卧寨。家有兄弟三个，我排行老大。虽然住在物产富有的山区，我的家境却十分贫寒。住的是土墙房，穿的麻布裤，打光脚板走路，十冬腊月，一双脚要开好多裂口。晚上用滑竹点亮来照明，床上盖的是秧被。一年四季吃杂粮，洋芋、糠荞或者是野菜掺迸少量的苞谷面，过年时才能吃得上一顿油肉和大米饭。我只读过国民小学一年级和四年的私学。七岁便开始帮助家庭劳动，打猪草，割牛草，种庄稼，上山放牛羊，下洞挖烧火煤，出门背沙锅买，什么活路都干过。日子苦得很。我们这样一个五口之家，当时每年要用烧火煤近万斤，煤炭有的是，就是难得挖。记得十四岁时，我和大一点的孩子去挖煤。他们体力好负责挖，我因年小体弱就负责运。从煤洞里面运煤出来，是用一种船形的竹筐，每次拉一二百斤。有一次，我装满满的一筐煤，使劲往外拉，拉着拉着，绳子“啪”的一声断了，我一下摔倒在地，双脚重重磕在地上，膝盖鲜血长流。医院也没有钱去医治，至今煤渣还嵌在膝盖内。
小时候，我的右手有6个指头。对比别人多一个的六指头，我十分珍爱，常常用它掏耳朵，挠痒痒，小伙伴都十分羡慕这六指头。记得那是五月间,父母带我去王家冲薅苞谷。我边薅边往后退，一不留神，摔下坎去，打坏右手，六指头肿了起来。也是没有钱医治，受伤的地万化脓腐烂，六指头掉了下来。我心疼的放声大哭，母亲看我这样难受，就说这是命根子的一部分，用清水洗净，刷上菜油，又用羊毛把它包好，放在柜子里。后来，家里遭匪，六指头连同财物一道被抢去。现在，我的石手上，六指头只剩下一个硬硬的小包，许多人以为是瘊子，问我为什么不割掉?我只能惨然一笑。
三、读私学启蒙
我的父辈有九弟兄，只有八叔左金银读过私垫，其余的叔伯都是文盲。到了我这一辈，我和一个亲堂弟左连方读过私学和国民小学。
我10岁时，在中岭街上读私学启蒙。先读的是《劝世人》，后来在大土砦、海雍、车家岩的私学读《四书》。那时读书艰苦，要走10多里路，迟到了先生打屁股;回到家里，还要边劳动边背书，背不了书，第二天先生要罚站。
当然读书很有趣，尽管早出晚归，风来雨往，我背得许多唐诗宋词，明白了好些做人的道理。记得一个夏天放学后，年纪已有40多岁的先生，带着我们七八个学生下河洗澡，嬉水游戏，玩得很开心。先生说，这就是孔夫子志趣:“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咏而归。”先生的话，我记住了，只是当时不明白，如今到了迟暮之年，方才恍然大悟:人生是志趣，是要回归大自然啊!
也有憋气的时候，班里的有钱人家的学生，老爱欺负穷人家的学生。有一次，一个有钱人家的学生，讽刺一个穷人家的学生，说他饭都吃不饱，还要读书。穷学生委屈地哭了。先生来问是谁“逗”的?谁都不敢讲是有钱的学生逗他的，结果每个人被先生打了三个手心。
憋着这口气，我和几个穷同学设计，在有钱人家学生上学的路上，挖了个“陷马坑”，坑里灌满水，上面用树枝盖好，再撒上土。有钱人家的学生，落进“陷马坑”，衣服裤子全是泥浆，哭着去告先生。先生只是笑了笑，没有追查，我们几个小伙伴，为此高兴了好儿天。
四、拉兵遗恨旧中国国民党统治时期，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拉兵派款是家常便饭。“三丁抽一，五丁抽二”，是拉兵的口号。我的父辈有九弟兄，每年拉兵都躲不过去，弄得一家人惶惶不可终日担惊受怕。
年5月的一天，天还不亮，就有三四十个乡保丁，把我家团团围住，抓我的九叔左金友去当兵。他们把我九叔的石手打伤，绑起绳子带去乡公所。看着九叔被绑走，我哭着要九叔。我母亲张秀生把一家人叫到一起说:“被拉兵去打仗，是死路一条，一定要把小金友救回来。”全家老幼拿的拿扁担，拿的拿竹竿，追到小冲口时，把乡保丁追跑了，九叔得救了，可是闯大祸了，金家老幼白天不敢出门做活，晚上不敢在家睡觉，多数时间都是在山上岩脚躲着。一个晚上在岩脚睡觉时，九叔对我说:“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呀!你要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路，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在心里就立志要有真本领来保护家人，（但遗憾的是后来我有了工作做了官也没有惠及家人）。”过了几天，乡自卫队长率领10余个乡保丁来，说我母亲组织人把他们的人打伤了，要捉拿我母亲去乡公所。当时我母亲到新房子去了，这些人便追去新房子，等他们到新房子时，我母亲又转回家中。就这样错过时间，错过了路径，我的母亲才躲过了一场灾难。其实母亲是有智会的人，她总是躲得开灾难，后来乡公所派人带话，你家人打得凶，拉兵去又跑回来，我们负不起这个责任。由你家出钱，我们另找人去当兵。没得办法，只得将一头耕牛赶去安顺，卖得小洋元，全部交给乡公所。可过不多久，又来抓兵。家里年轻一点的人全部跑上山。我60多岁的祖父左国全一人看家。乡保丁抓不到年轻人，就把我祖父捆去纳雍，送进大牢，日夜捆绑吊打，还上了“灌马桶”等刑罚。一个多月后，家里凑了余元小洋交上去，才把祖父放回来。
我们这个家庭最终还是没摆脱被拉兵的厄运。第二年的秋天，我的小花叔左金花去鬃岭赶场，又被乡丁们抓住，捆进了乡公所。同时被抓的还有一个叫吴正志的，他是独儿子，乡公所为了诈钱，也把他抓了。关在乡公所里，吴正志见我小花叔老在哭泣，就来给他壮胆子。吴正志说:“老哥不要怕，叫他们把房子晒干点。回来再给他们算账!”可是他们再也没有回来了，我的小花叔死于安徽省蚌埠市，吴正志至今下落不明。兵荒马乱时期，客死他乡的又岂止是我的亲人。
五、农场鱼水情
年农历冬月，纳雍解放了。当时在农村，我算是有文化的，明白只有共产党才能帮助劳苦大众摆脱剥削压迫的道理，人民当家做主了。我成为了积极分子，参加清匪反霸，查田平产，减租减押等工作。年12月，组织上派我去毕节进干校，一路上住龙场、宿维新、过朱昌，走了三天半才到毕节。（现在去毕节只需要一个半钟点）
在干校一年多的时间，我学习了毛泽东主席《中国社会各阶段分析》等著作，学习了中央的《土地法大纲》，聆听过许多老革命、老领导作的报告，深深地懂得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道理，坚定了跟共产党走，建美好家园，过幸福日子的信念。
干校毕业后，县里直接把我分配到龙场区公所工作，先任文教干事，年任区公安特派员，年任区委委员，年任区委常委，主要负责全区的公安保卫工作。在这里，我整整工作了十年。
龙场是当时纳雍县的一个大区，有12个小乡，面积·21平方公里，人口多人。我的职责是保障党的中心工作顺利开展，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这是基层公安保卫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采取的工作方法是，以中心带业务，以业务保中心，下去一把抓，回来才分家。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农村工作十分艰苦，要深入基层边远乡村去，走的全是泥泞小路，没有旅社，没有饭馆，没有出差费，也没有星期天，特别是从事公安工作的人，基本上没有节假日。下去就是在群众家吃住，每顿给粮票半斤，人民币5分到8角不等。同群众是真正的鱼水关系，同吃同住同劳动。与乡村干部是同志兄弟关系，没有上下级之分。
就凭着一双脚，我遍了龙场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知道12个乡的大大小小地名，了解各个寨子里成年人的姓名、面貌、特征、历史、职业和现状，对公安工作重点对象的基本情况，做到了如指掌。
年，我调县公安局工作时，龙场区的干部对我依依不舍。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甚至是将来，我都十分怀念那段兄弟般的同志感情、鱼水般的干群关系。
六在刑侦第一线
调纳雍县公安局后，我担任副局长，分工抓刑侦和治安。后任局长，任县政法委副书记十年，并兼公安局第一政委，随后任人大副主任一届。
公安工作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就是看抓治安大面积防范工作和抓好现刑案件的侦破工作。就要与各科所、队搞好团结，同广大干警深入到边远山区，深入到第一线，深入到基层，依靠基层、依靠组织、依靠群众，走好群众路线，才能做好大面积的防范工作，才能及时侦破各种案件。年发生的平山乡商店犯罪分子挖地道潜入的盗窃案，县公安局接报后，让乡政府一保护好现场，并通知党员积极分子到乡等待，我亲自率领干警立即赶到，一边组织勘查现场，一边进行座谈，与群众共同分析案情排查作案嫌疑人，三天就抓获犯罪嫌疑人,人赃俱获。年沙包乡扯瓜河五保户被杀案，我带领侦查人员前往侦破，在一姓陈的群众家吃住，召开骨干会、群众会，五天就破获此案，抓获了作案的罪犯，同年姑开区马摆公社翟姓女孩遇害一案就是通过走群众路线和政策攻心破获的，当时掌握的案情是：民办卫生所有一个医生去瞿家看病，叫门时没人应答推门进去，见到地上全是血，躺着一个人，床上还睡着一个人，棉被下有一双脚露在外面。吓得他转身就跑,这位医生当时一没有进去看，二没有报案。瞿的妻子从地里回来，见到地上一滩血，床上睡的是自己的女儿，已经死亡，这才报的案。由于现场遭到破坏，没有把好现场关，抓获的犯罪嫌疑人只认抢走东西，未行凶杀人，先后四次报上级部门均未批捕。通过在群众中的了解，我们感到这个犯罪嫌疑人绝对不仅仅是只抢东西未杀人。我同预审股的同志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姑开，进行政策攻心，保护他不受受害者打骂,在生活上照顾他，很快他如实交待了整个犯罪过程：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天他悄悄钻迸翟家，正在偷瞿家苞谷面时，被受害人发现。遭到阻止，他见事情败露,便用薅刀挖受害人头部,将其杀害。犯罪嫌疑人作案后正要逃跑时,突然有人叫门。他出不了门，便睡到床上用被子盖上自己,等外面叫门人走后，他起来将受害者抱在床上用被子盖好，背上盗来的苞谷面和盐逃走了。这个案件主要用政策攻心，在群众中在了解情况，保护犯罪人的权利,才尽快了结此案。
任公安局长期间，记忆犹新的有一件事。都匀有一位姓张的人，以来纳雍投资办厂为名，将自己的女儿带来纳雍，以今后在各万面支持纳雍为条件，要求县里安排女儿的工作，并指定安排在纳雍公安局看守所。在县相关领导的同意下，其女如愿安排到公安工作。
然而女孩在县公安局工作近年半多时间里，工作不好，表现不佳，引起局班子的注意，经了解此人确实在警校读过书，因作风问题被学校开除回家;来纳雍工作一无档案，二无组织行政介绍信，局党组向县委汇报了情况提出将其辞退。县委召开常委会议，决定由我负责，县妇联，县经委等部门参与来做工作，于是。我们借故要去找都匀某某人推销大理石，要她带路。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一路上她十分高兴没有生疑。到都匀后，我们向当地人事部门告知了她的情况，迅速将其送回家中，交给她的母亲(其父不在家)。这件事情的处埋十分顺利，既挽回政治影响，又纯洁了公安队伍。我们返回纳雍后，县委对我们的处理做法，大加赞扬，十分满意。这件事对我们现在是有启发的，有些部门明明知道有些人不能够用，但是出于情面和关系的复杂，又没有策略，也就听之任之，时间长了就形成的关系网和群带网。
七我成了特大“黑牌”人物
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提出了横扫牛鬼蛇神，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踢开党委闹革命，什么条条都是黑线专政，大搞斗争哲学，大批刘邓路线，大搞全面专政，混我为敌。年，上海夺权发生“一月风暴”，随后从中央各部门到各省市县区乡全面夺权，便全国成千上万的老干部靠边，批斗、关押被迫害致死，造成政治上动乱，经济上崩溃，思想上混乱，组织上焕散，工作上瘫痪，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的局面。文革也使公检法机关遭到彻底破坏，大批公检法干部遭到诬陷迫害，被批斗干警无数，迫害致死的不少。特别是后提出的“反右倾翻案风”和“三反一粉碎”，各种报刊发表文章，耍砸烂公检法，说旧公检法十七年来，执行的是资产阶级专政，从中央到各省市层层召开彻底砸烂公检法的誓师大会，号召群众立即行动起来，向反动公检法大举进攻。
纳雍县在县电影院门口召开誓师大会后，七月份把百分之八九十的政法干警，集中去毕节地区倒天河麻纺厂，砸烂公检法学习班。一批干警被打成反革命走资派，分开关押，游斗批斗，限制了一切人身自由。
纳雍县的我、蔡以根以及其他县的一些“现行反革命”，在毕节军分区大操场和毕节大街丁字路口接受“万人”批斗。在毕节大礼堂和麻纺厂批斗时，有千人以上。白天劳动和接受批斗，晚上写检查。当中，我的黑牌最大最重,四尺多宽，一尺多长;我的大字报最多，纳雍所有街道房子上厕所内都有，甚至贴到贵阳大十字。在毕节倒天河住地和我睡觉的地万，蚊帐上全部挂满，当时我成了省地县的特大“黑牌”人物。
为什么把我打成现行反革命呢?因一次我在公检法全体会议上，动员广大干警时说过，毛主席讲保卫工作十分重要，必须尽力加强之，周总理讲国家安危公安系于一半，我们纳雍的政法工作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保卫了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保卫了全县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全县人民是公认的，我们的政法队伍是纯洁的。现在提出公检法十七年来是执行资产阶级专政，必须彻底砸烂旧公检法，我当时表态我是想不通的，这种提法和口号是十分错误的。所以造反派们在批斗时说，我是对抗砸烂旧公检法，对抗文化大革俞，对抗党中央毛主席。
在关押期间，不准写信，不准接见亲友，不准私自外出等，打开水、解大小便要排队，一切都耍报告看守人员。我弟弟左连义从大方赶来看我，他们不准探望。我的母亲担心我把身体拖垮，省吃俭用每月给我寄来人民币伍元，补助我的生活。老同学赵文木、好友周后荣等给我送来香皂、肥皂、牙膏等用具，也不敢讲自己的真名。这份友情真的让我永生难忘，年纳雍县先后三次夺权，我受到批判斗争。68年全国性砸烂“反动公检法”和“三反一粉碎”，我就被关押毕节倒天河半年多，限制了一切自由。在当时我又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勉励自己：
水前石阻起浪花，
全国内战乱如麻；
真理光辉挡不住，
冬天草木春开花。
八打拐救人还人公道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贵州妇女儿童被拐被卖的事情经常发生，引起了公愤。年，我已任县政法委专职副书记、县公安局第一政委。当时全县十个区的范围内发生的拐卖妇女儿童的犯罪，严重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许多家属到县政法部门，要求政府给他们撑腰，找回被拐卖的亲人。
针对群众的呼声，我们组织人员对各区乡普遍开展了调查，收集了被拐卖妇女的姓名、时间、去向地址、嫌疑对象等，向县委作了全面汇报。县委、政府决定在县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款4万元，由我组织带领公检法司、妇联等有关部门10余人，由纳雍出发到山东、福建、浙江、河北、河南、江苏、山西、安徽等地进行取证，找到被拐卖的妇女、人贩子以及买主。
在近两个月时间里，我们跑遍了8个省36个县市，81个乡镇，找到受害人人、买主和中介人人，涉及此案初步掌握案犯92名，6月开展行动至10月底收捕人、批捕93人、起诉22件53人，追回赃款5.4万余元。
年，我又带领工作组去安徽、江苏、河南、河北等省，开展调查取证工作，初步确定收捕80余人。回县后制定行动方案，由政法委牵头组织力量统一行动，抓获70余人，收赃款4万余元，公开捕判一批，遏制了拐卖人口的势头，稳定了社会治安，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两次外出打拐，为了节约开支，节省时间，我们没有坐过火车卧铺，没住过一个像样的旅馆，没有游山玩水，特别是在被受害妇女向我们哭诉她们在路上和被卖去的家庭中被打骂、被污辱，逃出来被抓回，长期软禁，失去自由，要求我们解救时，我们每个人都十分同情，也受到教育，增强了工作责任心和打拐的决心，尽力把材料搞扎实、细致、完整、全面。有的地方山区公路不通。交通不便，就靠步行去收集材料，不达目的决不回来。我在途中生病发烧十天，有一天烧得我心里真是难受，我太想吃一个水果凉凉心，但是这么多人在一起我又怎么好意思搞特殊呢？
令人欣慰的是，解救工作历来都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如九区被拐卖的19岁彝族少女王某，解救回来后，我们到其家中时，其父对我们说:自从女儿被拐走后，我们全家天天想念，天天流泪，不知她的死活，生产不安心，晚上也睡不好，时时刻刻都挂在心头。王某回来后，我们全家团圆，全家高兴，感谢你们解救了她。他要我们在他家住一天一晚，杀一只羊招待感谢我们，我们谢绝了。中岭区杓窝乡压落箐（当时的地名）陈某的女儿和一个侄女被六枝的拐犯肖某拐卖到河南省某县，我们将两个少女解救到当地招待所时，两姊妹一见面就抱头大哭，陈某万分高兴，当面给两个孩于说：不要哭，要好好感谢政法部门的干部们，回去要好好听大人的话。阳长区（当时地名）的张某被拐卖去浙江的兰溪，我们解救回来后，亲手做袜底送给我们政法干部以表示感谢。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政法系统开始了拨乱反正工作。我是毕节地区九个县的公安局长中第一个去中央政法干校学习的。回来后，我大胆地、积极主动地做好自已本职工作，同时对我们过去错误处埋的干警和社会上处理扩大化的案件，实事求是地落实政策，进行平反纠正。如原龙场区营业所的主任王某在年被打成右派，开除党籍、开除工作。平反后他说：“我20多年抬不起头，哪个晓得会有今天，我会成为好人，还是共产党伟大英明。三中全会的路线万针政策正确，我要教育好我的子孙，永远跟共产党走，不做违反政策的事情，我也要安稳过好我的晚年生活了。”
九忠孝不能两全
我工作43年，其中政法工作近40年，40年中没有虚度年华，想得最多的就是如何把政法工作搞好。但在家庭责任上，我却是个不合格的“顶梁柱”。我的工资低，除自己的父母亲外，有十口人吃饭，我和爱人全力以赴工作，没有时间照顾老人和孩子。六个孩子全是岳父、岳母扶持长大的，二位老人的功劳是第一。
另外是我的妻子邹佑伦付出的很多，文革中，我被批斗关押，她一个人既要坚持搞好自已的工作，又要操劳一家人的生活，三个孩子一齐出麻疹，全是医院治疗；六个孩子考取学校都是她亲自送去学校的。在当时来说，各方面压力特别大，作为女同志已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极限。
我作为一家之主，对老对小都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六个孩子都是在我们两个大人勤政廉洁、努力工作的影响下，从小到进校读书，就养成勤劳的好习惯。下河捞石头，背石头卖，割草卖，提小箐沟水卖，背煤烧，守水挑水吃，样样都做，学习都是很好的，都是自己考取学校的，自已走上工作岗位。街上的居民们赞扬说，我们教育有方，孩子个个都争气。我的母亲，解放后任农协会妇女主任，参加查田平产、减租退押，随后参加工作。先后在中岭区和杨家营街上、阳长区的海摩、居仁区的王家寨街上孤儿院工作，后任雍熙镇烈士陵园和福利院院长。母亲把全县无家可归的数百名孤儿扶持长大成人，工作到年病故。一辈子我没有很好地照顾过母亲，感到十分内疚。
四位老人去世时，有三个我都没有在眼前，特别是我岳父邹才山于年4月去世，晚上过世，第二天中午就安埋，全是我妻子一个人在众亲友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服侍上山的，当时我外出到黔西搞工作。回到家听妻子讲完经过后，我从内心感谢帮我把老人抬去山上的亲友和同志们，他们没有抽一只香烟，没有喝上一口水，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十抗争病魔亲情如歌
我一生的病比较多，有过肺气肿、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甲亢等，但从未让我倒下来停止工作。
年6月在贵阳医学院确诊患了喉癌，必须立即手术。6月18日上午8时，在亲人们焦虑关切的目光下，医院手术室，中午一点左右，手术圆满成功。
检查中、住院中，没人告诉我患了癌症，可是我从医生和亲人们的眼神中明白了自己患的是什么病。我知道医生的规矩不能告知，亲人们也是怕我知道是绝症失去治疗的信心和产生悲观的念头。可我做了一辈子公安保卫工作，练就的是坚强，所以我想得通，不管什么病一定要自信、一定要坚强、一定要顶住。
一个重症晚期病人能够活到今天，在很多程度上是亲情友情和组织上的关心在支撑着我。
我有六个非常有责任和孝心的孩子。老大左群在我生病的第一时间把自己的积蓄医院，还负责全部后勤工作。她本来也是一个坚强的公安战士，但是因为我生病，她流了很多的眼泪。老二左勇是我的长子，从开始检查病到住院的80多天里，他白天晚上护理我，喂饭喂药，抽痰、抽血水，抬屎抬尿。医院的医护人员都为我们的父子之情动容。老三左萍从检查到住院的全部过程，与各方面的人员沟通联系，找最好的医生给我做手术。老五左敏是一名教师，时间上不太好安排。老三、老五在离省城两百多公里的地方工作，她们就隔三岔五地来回跑。老四左军，当时在德国工作，为了我的病专程回国，多次与医生沟通，征求意见，寻找最佳方案。我最小的孩子是一个女儿，她专门请了假护理我，帮我擦洗身上。女婿、外孙、孙子们都尽心关心我、照顾我。我的亲友们得知我生病的消息后，从数百里远的地方来看望和安慰我，有的为我多次送来鸡汤和营养品，有的为我流不少眼泪。
手术时和手术后，许多领导同志在医院看望和安慰我。原地委政法委副书记郭泽贵、县委政法委副书记赵庆和，手术时都在场。手术后，原县委书记周荣、副书记谭正兵，县长宫晓农，地区公安处副处长周兵志、省刑侦总队队长陈兴余，离休干部、原地区公安处政治部副主任王述宝先后到省医看望和安慰我，对我的治病起到很好的作用。
回望我走过的近80年的人生路，我见证了这片土地的沧桑变化，并与她一起历经了风雨彩虹，我这一辈子，无悔。
注：摘自《毕节日报》（年12月26日-29日连载），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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