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生于年，祖籍上海嘉定，家有兄弟七个，大房三个，二房四个，他是大房中老三，两房各还有个妹妹。所有兄弟妹妹，全部大学毕业，职业都很好，私人医生，律师、教育家、实业家、医院院长、工程师，这在那个时代，极为罕见。七兄弟两妹妹从小一个院落长大，这个院落叫“西溪草堂”。因我家族历代作出的贡献，“西溪草堂”被嘉定政府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父亲是他们七兄弟两妹妹中最聪明的，从小学什么像什么，读书特别好，不断跳级。大学读的是华侨大学商科，能说一口流利英文。他办过厂，做过生意，电讯局当过科长，又在一高层机构“德侨管理委员会”当过处长。“德侨管理委员会”处长一职是肥缺，发财太容易，一心回国的德侨，整幢洋房送他的都有，但他天性不贪，概不接受，唯拿过块金表，十四Ｋ金，一位德国老太定要当礼物送他。父亲去世后，母亲将金表带拿去旧货店卖了，换作吃饭钱。
大伯曾对我说：你父亲太聪明，心太活，踏实不够，像他这样天资，安分些，大学当个教授，太容易。 49年后，父亲一度失业，找不到工作，去一金融机构投考，考官是一旧识，见他吃一惊，不料他竟走投无路到这般，便直接介绍去大学当助教。父亲小时生过伤寒，体弱，讲台上站不动，加上严重支气管炎，受不了粉笔灰，不久辞了教员，去校图书馆当个管理员。工资不高，开始六十多，后凭一张大学毕业文凭，加到八十二元二角五。这数字母亲老挂嘴上，再过多少年也忘不了。
父亲的不顺，并不仅如大伯所说。
上海电讯局当科长时，上司处长魏大铭，蒋介石的亲信，上海第一号特务头子，仅次于戴笠的人物。这位上司，因看中父亲前妻夏氏，还派小特务，给父亲送去一粒威胁的子弹……49年，夏氏把父亲的家产换成十根大金条，连同珍贵物品，一卷而空，全部带去台湾，在那，蒋经国证婚，与魏大铭结为夫妻，过得极其风光，往来皆政要，赫赫有名。夏氏出生南翔大户人家，但到她一代，已是破落，嫁我父亲，已算高攀。很多人说夏氏漂亮，可看过她照片，很多，实在看不出漂亮在哪，但说厉害，说精明强干、心狠手辣，一点不怀疑。她与父亲本非一路，找她合适的魏大铭，可理解，最难接受的是，去台湾时，她带走了她喜欢的大儿子，把不喜欢的小儿扔在大陆，更有甚者，竟把身边的大儿子，教育得对自己的生父一无好感。七十年中美公报后，她的大儿，即我大哥，第一批美国回来，我们往来很多，很愉快，却一直困惑的是，从没听他说过自己生父的好，更不说感激怀念。一个怎样的女人，才能做出这般狠心的“斩断”父子情的教育、灌输？！
这段历史中，父亲最该被同情。然而，因他工作过的“电讯局”和“德侨管理委员会”，后被定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加上前妻在台湾的复杂高层关系，成了他的“终身”“污点”。
49年后，父亲的话说，他是个“老运动员”。政治运动，没一场躲过。
记忆中的父亲，永远疲惫不堪，下班回家，全无力气，大多时候身躺沙发，盖条毛毯，瞌睡一个接一个。是张老式的单人沙发，三用的，已很旧，他瘦小的身子，陷在失去弹性的沙发里，薄薄一片，仅露全是骨头的脸，融在黄昏浊光中。醒来，也不多语，身体不动，抬手，食指在空中不停地划。不知划的是什么。妈妈说，大概是在写字。可写的是什么？没人知道。问他，他则呵呵。这动作古怪，可从小看惯，习以为常。
父亲生我时，已四十五岁，算是老来得子。
我家弄堂对面有条通吴凇的铁路线，以前有个车站，每次火车靠站，都要叫几声。我婴儿时，常被火车吵醒，醒来就哭。为此，父亲写了封信，给当时的铁路局长，指责火车经过市区鸣叫，严重影响居民休息。后来，火车再靠站，确是不叫了。 小时，每到国庆，上海几条主要马路，都会张灯结彩，尤其南京路，灯火辉煌。我从小喜欢亮，喜欢灿烂，一次国庆，父亲带我去南京路看灯，人太多，我太小、太矮，什么也看不到，于是，他把我抱上肩，让我骑在他肩上。五十多年了，我老在想，父亲瘦弱多病、无缚鸡之力、走路都摇晃，当时是怎么抱起我，让我骑他肩上的？还老在想，四九年后，四面楚歌的他，生存都成危机，怎么竟有胆量给铁路局长写信的？ 我小时候很皮，很闹。一次，妈妈被我气跑，去了外婆家，而我则因喉咙哭哑，没去上学。中午时分，房门突然开了，父亲回来了。我很诧异，那是他的上班时间。进屋，他看我一眼，坐上沙发，喘一阵气，然后开始说话，声音很沉重：“今天，我专门请了半天假回来，想和你好好谈谈。” 陌生的气氛。 “你知道，我身体不好，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这我已有准备……唯一放心不下的是你，你还太小……我已和你二哥谈过，我若走了，要他保证你的生活，扶养你长大，一定要让你读完大学……你，不能再太任性了……” 那时我才十岁。他把我当成大人，我也就真的成了大人。 是个阳光明媚的中午，午睡时间，四周静得没一点声。那以后，午后沉寂的阳光，总使我感到压抑。
66年，我家被抄。来了一车红卫兵，下午五点一直抄到第二天清晨。
实在抄不出什么，红卫兵不信，于是撬地板，撬了地板还是抄不出什么，接着又撬父母结婚时旧货店买来的梳妆台。梳妆台撬开了，红卫兵失望，我也失望，除了几只死蟑螂，里面什么都没有。
不会有的。父亲的家财，已被前妻一卷而空带去台湾，母亲的家财，49年去香港时，寄放大陆一亲戚家，结果被她的佣人冒领一空，卖光用光。53年后，父母重建的这个家，差不多已是一贫如洗，徒有四壁。
67年7月，父亲到底被隔离了，关在他的学校，上海财经大学，整整半年。每月一次，学校允许家里给他送去些日用。母亲在家成天担心，但送日用，她不敢，那时她在弄堂里，也被小组长整得心惊肉跳，于是，每次都等已去崇明农场的小哥休假回来，和我同去。 一次去时，正给楼口看守做交代，忽然听到了咳嗽声，太熟悉了，是父亲的，正激动着，听到了父亲的话音，他被关在楼口不远处的一个房里，因不能走出房间，他在房内喊看守，说要一本什么书。他是故意的，因他听到了哥哥和我的声音，想通过喊看守，让我们听到他的声音，让我们知道，他还活着。那时被隔离的，太多受不了精神折磨而自杀，当然，更多是被打死。 半年中，只见过父亲一次，是在批斗他时。那次，一同批斗的有几个。工宣队要我家人去参加，母亲还是不敢，小哥刚返农场，不能马上再返沪，结果是我和姐姐去的。批斗会前，一个工宣队师傅对我和姐姐说：“你们知道吗？你们的父亲，当年的职位，相当于上海市副市长。”真的？真的还是危言耸听？批斗会上，主持人说了父亲三大罪行：特务、资本家、历史反革命，说完又道：今天他的儿子、女儿也来了……立时，全场“革命群众”一起哄叫，“站起来，站起来”，他们都想看看姐姐和我。我们站起来了。我是个大庭广众前会怯场害羞的人，但那天，我一点不怯场，一点不害羞，特别想挺胸抬头地告诉大家：我就是黄子还的儿子！ 后来父亲说，那天他很想抬头看看我们，很想。当然，他不能，他在被批斗。远远望去，他苍白的脸，弱小的身，弯着腰，低着头，沙哑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我有罪，要争取宽大处理……”
隔离室出来不到一年，父亲去了宝山农村劳动。他身体太差，哪堪这般折腾，“斗争”半天，鼓足勇气，去向学校人事处长请假，但处长大人不批。于是，不得不下乡。 也就这次下乡，他出事了。 70年年春节后的一个清晨，天还没亮，弄堂口传来了叫声：“黄子还的家属，黄子还的家属......”一家人急忙起床，开门出弄堂。来人是个工宣队员，他通知说：“黄子还腿跌断了，医院，已绑上石膏，你们赶快去把他接回来。” 叫声可怕，像出了无法收拾的事，好在一场虚惊，没生命危险，不幸中大幸。 因春节，二哥正好青海回来探亲。二哥读书很好，毕业后大学任教，终因出身，因生母台湾的复杂关系，被派去青海地质队，变相发配。当下，二哥、小哥、姐姐、我，四个孩子，借了一辆黄鱼车、两辆自行车，医院。 见我们，父亲特别高兴。因四个孩子一起去接他？当然。 但此外，他还有件高兴事，多年来，他一直梦想退休，可惜没到年龄，退不了。这下，腿断了，就算不能从此告别上班，起码可在家躺上几个月。 父亲在床躺了九个月。这九个月，是他晚年最快乐的时光，不用上班，不用受审，不用接受监督的眼光。那时，二哥的女儿也在，儿孙绕膝，平添幸福。二哥夫妇离婚，女儿没人照看，送来了爷爷这。爷爷很喜欢小孙女，常把她叫床边，和她说话。小孙女聪明、懂事，很能感受来自爷爷的爱，至今在美国，不时忆及。那时，姐姐有了男朋友，不断来家，对父亲也是百般照顾，背上背下，医院。再后来，哥哥也有了女朋友，也不断来家，坐他床边陪他聊天。家里的亲戚们，尽管都还没“解放”，却也不时有经领导批准，来家探病的。那时，总听他沙哑的声音，“哈哈哈”地笑。
七0年十月初的一天，父亲得了流行性感冒，长期卧床的他，抵抗力全无，发起高烧，送去“医院”。该是不会死的，但因“政治身份”，因他的“历史反革命”、“特务”、“工商地主”帽子还没摘，医院不给住病房，让他躺穿风的走廊，也不给用好药，结果，并发了肺气肿。 父亲死前，想喝杯咖啡。咖啡是他以前喝惯的。“以前”是四九年前。可当时中国的咖啡，七分一包，劣质到不能再劣质。 死前，他拼命想说话，说不出，母亲递他纸和笔，让他写下来，他努力写，但纸上呈现的，只是弯弯扭扭几根线，没人能看懂。母亲认定，他是放心不下我，因我还在插队，不能自立。 父亲是躺在小哥的臂弯里去世的。看他不行了，母亲叫着对小哥说：“你爸爸最放心不下的是你弟弟，快向你爸爸保证，你一定会照顾你好弟弟的！”小哥流着泪，对臂弯里的父亲说：“爸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弟弟的，一定！” 父亲断气后，姐姐在他的手心写上四个粗粗的大字：“爸爸最好”。写了又描，描了又写。
70年10月15日，父亲去世那天，我正在公社赶集。有人给我封电报，上面八个字：“父亲病危，速回，母字。” 那时插队离家已五月，看电报，一时惊慌，但转念又想，定是家人舍不得我受苦，谎称父亲病危，给我个回家借口。 立刻返回生产队，抓了两只自己养的鸡，队长还去地里给我挖了几把长生果，并把我送上二十一里外的小溪河火车站。 换了两部火车，整整一夜，再见上海的刹那，一股莫大的兴奋：回家了。挑着担子，提着行李，上公交车，然后下车，再挑着担子提着行李，走进我家那条弄堂，走到我家家门口。 门开着。 母亲正弯身在水龙头前洗东西，我叫了声：“妈妈”。突然，我看到，母亲的手臂上带着个黑袖章，霎那间，明白了，什么都明白了，天旋地转，一片漆黑，一个踉跄，我软了腿脚，晃着身子，往后倒去。
追悼会上，亲戚都来了，姑姑哭得很伤心，她和父亲感情最好，从来“三哥、三哥”地叫。 姐姐扳开他的手，“爸爸最好”几字还在。
一个终身遗憾，一个此生实现不了的愿望，我很想让父亲知道：他至死放心不下的小儿子活得很好，事业家庭都很好；我很想让父亲看看我的太太——他的儿媳，他一定会惊讶，会骄傲，会开怀大笑；我很想让他见见我的两个孩子——我儿子是他唯一的孙子，他一定很爱他们，喜欢和他们聊天，他们也一定会喜欢他......想，很想，很想很想。 只有下世了。 可到底有无下世？
多年后发现，我很像父亲，对自己的天资像他一样不珍惜，年轻时没认真做过一件事，别人都在努力时，我只知道玩，即便如今，明知自己缺什么，该补什么，却天性使然，知道了也不做。 说到基因，太太补充说：“你与你父亲还有一点也很像，你也常会不自觉地伸出食指，对着空气写字。”
此文原创作者为黄惟群
沈乔生
